彭水銀也在電話中提及年紀(jì)大了,擔(dān)心廠里隨時可能會裁掉她,她害怕失去工作的日子。東莞是年輕女工的天下,她沒法和她們爭。據(jù)統(tǒng)計,像彭水銀這樣還在城市打工的第一代農(nóng)民工目前有6046萬人,占外出農(nóng)民工總數(shù)的41.6%。他們體力漸弱,就業(yè)空間漸窄,養(yǎng)老保險微薄。他們對未來有著和彭水銀一樣的惶恐不安。
彭水銀在電話中向家人傾訴最多的,是口臭給她帶來的麻煩。彭水銀經(jīng)常捂著嘴和工友說話,口臭讓她自卑。從2010年3月開始,她每天早上四點半起床熬藥,晚上九點半熬第二服藥,直到零點才睡。草藥是在菜市場買的,她叫不出名字,聽人說“很管用”。
彭水銀以為,只要能治好口臭,就能抬起頭說話。
但現(xiàn)實給了她沉重一擊:口臭并未好轉(zhuǎn),廠里開始謠傳她有乙肝,同事見面就躲著她。生性要強的彭水銀,還在買菜回家時與一名同事打起了架。兩人互相拉扯、踢打,彭水銀提著的豆角、黃瓜滾落了一地。
“為什么我不能好好做人?”5月12日晚,彭水銀在電話中哭著問三妹彭玉玲!盀槭裁礇]察覺呢?”彭玉玲至今懊悔,“她其實是在向我求救啊……”
四弟彭澤志認(rèn)為,工廠里的歧視、冷漠、對底層員工的忽視,是其跳樓的最大原因。星浩手袋廠負(fù)責(zé)人拒絕接受采訪,只向其家人表示廠方并無任何過錯。油邊組的組長楊波則說,彭水銀整天只干活,不說話,跳樓是因為“太敏感,太自尊”。
窮困生活
彭水銀的女兒詹曼認(rèn)為:“媽媽去打工,是一個不得不犯的錯誤!
彭水銀出生于湖北黃岡爐火垸村。1991年,她和詹金文結(jié)婚后,從父輩這里分到的是九千多元的債務(wù),以及一間用樹干斜撐著的土屋。
由于無錢還債,1997年,彭水銀到東莞厚街鎮(zhèn)的一家繡花廠打工。那時每個月的工資是500元。2003年,她進(jìn)了茶山鎮(zhèn)一家手袋廠,月工資漲到1000元。丈夫詹金文在附近一家紙盒廠做保安,每月800元工資。那時他們省吃儉用,目標(biāo)是還債。
4年后,他們積攢了一萬多元,回家還了債,蓋了房。6年后,彭水銀進(jìn)入東莞塘廈鎮(zhèn)的星浩手袋廠,月工資漲到近2000元;同年,她把女兒送進(jìn)中專,去讀“聽起來很高級”的電子商務(wù)物流。
好日子在2010年春節(jié)戛然而止,丈夫詹金文騎車時被一輛面包車撞倒,再也提不起20斤重的米袋,也不能再做靠身體吃飯的保安。家里的欠債,又多了兩萬。
全部的家庭壓力落在了彭水銀的身上。獨力擔(dān)起一家生計,雖然工廠里有太多的歧視與冷漠,她也認(rèn)為“工廠對她十分重要”。
18歲的女兒詹曼覺得母親太苦,輟學(xué)到東莞打工。彭水銀十分失落,卻沒有阻攔。母女倆一起租房住了下來。
詹曼記得,每晚11時回到出租小屋,母親會一邊煎治口臭的藥,一邊抬頭嘆氣。
有幾個深夜,詹曼被母親的哭聲驚醒。只見母親背對著她抽泣,聲音很小。她問媽媽“怎么了”,彭水銀從來不回答。母女倆沉默在黑暗里。
喝藥是種抗?fàn)?/STRONG>
一年多里,這對母女就像被生活滾輪所收放的風(fēng)箏:每天早晨8時進(jìn)廠干活,深夜返回那間10平方米的出租屋。
這間小屋月租170元,只擺得下一張1.2米的床,兩人得側(cè)身而臥。用塑料桶支上地板磚,便是桌子;兩個廉價旅行箱,一個是衣柜,一個是儲物柜。
四方擁堵中,彭水銀極力維持著僅有的尊嚴(yán)。她花了七百多塊錢買了部手機,不想讓女兒在廠里被人瞧不起。她只吃蔬菜,但每個周末都會買點肉,做女兒愛吃的芹菜炒肉。母女倆去年打工攢下6000元,有5000元為父親的傷病還債。
生活愈艱難,彭水銀的自尊心就愈敏感。2010年2月,同在東莞打工的弟弟彭澤志希望彭水銀到自己那兒住上幾天。當(dāng)他提到這是因為房子“比較寬敞”,彭水銀立即就拒絕了。
彭水銀也曾打電話給五妹彭冬梅,說有一天看見餐館的剩菜,看周圍沒人就偷偷帶走了,但隨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責(zé)中。她嗚咽著對五妹說:“我怎么能干這種事?”
彭水銀的性格逐漸變得敏感而怪異。工友劉軍舟回憶,剛進(jìn)廠時的彭水銀精神很好,也愿意與人交往,但被很多人取笑過口臭后,她就變得封閉起來。
女兒詹曼曾很難忍受屋子里終日散發(fā)的藥味,勸媽媽別再熬藥了。彭水銀告訴她,自己忍得了藥味,但忍不了“別人的看不起”。
2011年2月,詹曼到了另一家工廠打工,與母親分居。彭水銀再次獨自生活,與外界的溝通變得更加稀少、笨拙。她繼續(xù)每天熬中藥,喝藥是她的抗?fàn)帯?/FONT>
彭水銀墜樓當(dāng)天,警方在她的出租屋里,仍發(fā)現(xiàn)了一碗沒喝完的藥湯。
女工與奢侈品
在星浩手袋廠的兩年,油邊組的彭水銀,每日的工作是將皮料包裹上各種邊油,讓毛糙的皮料變得光滑。如做高檔包,則可能要多次油邊,這需要很好的耐心:上油,打磨,再上油,再打磨……
彭水銀從不知道所做的皮包有多昂貴。曾在星浩手袋廠工作的知情人士透露,這家總部位于香港的工廠,是蘋果、索尼等知名品牌的電腦包生產(chǎn)商,同時也為Coach、Gucci、Diesel等國際奢侈品牌代工生產(chǎn)價值不菲的皮包。
這些皮包會掛著數(shù)千到數(shù)萬不等的價簽,進(jìn)入奢侈品專賣店,又或被某個一擲萬金的大陸富人買回中國。而彭水銀們每月工資2000元,擠在出租小屋,夢想早日返鄉(xiāng),卻又深陷每日11小時的工作中無法逃離。
奢侈品牌在中國加工,早已是公開秘密。2010年,經(jīng)濟(jì)觀察報等媒體曾報道 ,Prada、ColeHaan、Camper等上流社會流傳的品牌,均由難以計數(shù)的中國工廠為其代工生產(chǎn)。然而,由于恥于提及產(chǎn)品的“中國身份”,它們不會被貼上“Made In China”的標(biāo)簽。一些廠商甚至拒絕承認(rèn)曾在中國代工。
很少有人能想起這些昂貴商品與中國女工之間的聯(lián)系。也很少有人想到,每天給皮料鑲上多彩油邊的彭水銀,最終會毫無尊嚴(yán)地死去。在她死后,星浩手袋廠管理人員向其家人表示,廠方與彭水銀的自殺沒有關(guān)系,也不可能支付“富士康那么天價的跳樓賠償”。
2011年5月21日,是彭水銀的“頭七”,早上9時30分,家人又來到墜樓處祭拜。
彭水銀的家人們從車間搬來一張半人高的鐵床作為靈堂,排開7碗塑料飯盒盛的菜,點上香、蠟燭,燒上紙錢。
7個工廠的保安,遠(yuǎn)遠(yuǎn)盯著這邊,偶爾用對講機匯報情況。祭拜完后,彭水銀的家人慢慢走遠(yuǎn)。一個保安推著垃圾桶走到桌旁,將祭拜的7碗飯菜和香燭扔了進(jìn)去。另一個保安低著頭,漫不經(jīng)心地將沒燒完的紙錢踢進(jìn)了下水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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